试论“重术轻学”传统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粱漱溟

詹克明

一、一个迫切值得检讨的“第零科学问题”

据学者统计，按一般情况，立国30年就会出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数是35年。新中国建市已近47年了，至今仍无迹象。原因何在？

应该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定基本上是公正的。虽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但历来在科学上作出开创性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基本上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绝谈不上是意识形态歧视。至今苏联得到过16项诺贝尔奖，东欧的波兰和捷克也都得过了。

也不是因为我们国力太弱。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每年都有超过9%的增长，已出现了现代科学的“本土化”。我们已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据报道，直接参加科学技术工作的约为2000万人。相比之下，得了14项诺贝尔奖的瑞士总人口才650万人。中国已自行研制成功了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核电站、正负电子对撞机、超大型计算机……国力不算太弱了。相比之下，国力并不算强盛的阿根廷都得了5项诺贝尔奖。

也不是由于古文明、大河文化的没落。古罗马的意大利得了11项。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故乡——埃及也得了。尼罗河文化、恒河文化、印度河文化……都得到了。

也不是因为地理因素的不利。与我们同处亚洲的几个重要国家差不多都得到了。日本得了6项。文明古国、同样的家底贫穷、同样的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得了3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连那个人口、国土、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远远逊于我国的巴基斯坦都得了一项。

我国的科学家并不笨，甚至可以说相当优秀。短短30几年在境外就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就是个明证。为什么在境内47年都没有得到呢？

作为一种历史责任，我们应当认真检讨其中的得失。对一位中国科学家来说，新中国建立47年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种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应该从文化特点和科学政策方面进行反思，特别是那些关系到科学发展总体战略方面的政策。美国学者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获奖者人数的多寡，“某种程度上是科学政策成败的标志”。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科学技术潜力丰厚的大国来说，科学政策的影响就更为关键。

二、我国传统文化的偏向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断裂或嬗变、具有超稳定性的独特文明，因此它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淀积。但这种淀积具有两个明显的不均衡性：在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中有明显的“重文轻理”倾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重术轻学”倾向。

重文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文史方面的，如79337卷经史子集《四库全书》，3479卷《二十五史》，23000余卷的《中华大藏经》，5485卷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而科学技术专著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在人类文明史中首先产生的是“术”（巫术、艺术、生存技术），“学”是有了文字以后才产生的文化现象。可见，“学”是比“术”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

正是这种“重术轻学”偏向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正常发展，更难以向现代科学发展。虽然我们祖先拥有极为丰富的各种实用技术，在科学原理上却寥寥无几，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和重大的科学理论。李约瑟博士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在哲学思想上，中国哲人并不具备作为西方科学开端所具有的自然观。第二，中国在中世纪的一些发现，纯粹是实用的，并总是停留在经验阶段。他指出，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但这还不是近代科学，也不是理论科学而是经验科学。（文中黑体字着重点为李约瑟所加）

“重术轻学”必然导致过分注重实用性，轻视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也难以产生严格缜密的科学理论。发现科学规律需要完整的实验方案以及设置特殊的实验条件，并用排除干扰来简化研究体系，这些都不是单纯实用目的所能容纳的，但舍此就不能走向现代科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再者，注重实用性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李政道教授说：“体系是人类智慧的集中表现。”如果只重实用、只求解决某种应用具体技术，就会只以合用为限，不可能对探索其中的未知现象产生浓厚的研究冲动，也必然缺乏探求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足够宽阔的科学视野。因此，也就不可能把触及到的一些个别发现拓展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科学规律，更不可能进一步把它完善成严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里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历史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虽然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许多闪烁着灿烂光辉的重要发现，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科学目的和科学兴趣，对其中所涉及的重大科学原理并没有深究下去。我们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彗星的记载；公元前鲁文公时代就有过哈雷彗星的记录；公元11世纪的宋朝就有世界上晟早的超新星爆发的详细记录；我们古代建造了那么多精确的观天仪器，编制了总共90余种历书，可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有谁探讨过宇宙起源的问题、彗星运行周期乃至行星运行规律等科学问题呢？倒是一些思想开放的文人学士，如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探讨过这些千古之谜。被皇权束缚住的头脑，被实用局限的眼光，即使观察到新奇的自然现象也不可能唤起他们探索未知的科学兴趣与潜心理念的科学思维。

以实用为目的更不可能对那些现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爱因斯坦说过：

为了繁荣科学，就不应当有实用的目的。通常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用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等到几年后才见效……凡是科学研究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变得空虚，结果也就摧残了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论著选编》）

我国要求科学技术必须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如果这指的是应用科学，乃至应用基础研究，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对纯基石出科学而言，它的“主战场”只能是自然界！

三、“重术轻学”传统对我国当前科学发展的影响

传统文化的“重术轻学”倾向也影响到当前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产生某些不同影响。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基础科学的投入过低，不仅影响到当前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会造成基础科学研究在发展上缺乏后劲。

科学研究投入过低不仅有碍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会直接威胁到科学家本人的科学生命。现在，在许多研究单位，甚至包括一些国家级研究单位，规定科学家每年必须向所在单位缴纳一定的款项（俗称“人头费”，约相当于本人全年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的总和）才能够上岗从事研究工作。诚然，有些工业性、技术性研究所，自身掌握某种生产手段，每年都能创造一定数量的产值，要求他们按照政策上交一部分所得，这还有几分说得过去。眼下最苦的要算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既不创造产值又无专利可转让，不应让他们也同样地缴纳“人头费”。眼下的中国科学家不能享有外国同行那么多的经费来源。作为基础研究，他们获得经费的主渠道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面上”的基金项目，其申请成功率一般只有20%左右。即使有幸申请到了，一般的资助强度也不过3年总额10万元左右。连主管部门领导都承认，这点钱“只够维持1.5个人的‘人头费’”，且不说一个研究课题组绝对不止两个人。即使凑足了这人头费，全都交上去了还有什么钱用来搞研究呢？

说句老实话，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每年哪怕2000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就可以勉强活下去，甚至还能在科学前沿做出达到国际上乘水准的研究成果。但让他们筹措这上万元“人头费”却是大难。每到年关，总有一些想干事的人由于筹款无着而在那里犯愁。万一下岗，不仅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无法继续下去，恐怕这些本来就清贫的学者连基本生活都可能受到威胁。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困扰科学家的还只是些诸如住房、家务、子女、低薪、煤气等“后顾之忧”，那么当前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已经是危及到他科学生命的“前顾之忧”了。

搞科学、做学问必须心静才行。科学家应尽可能少受干扰。所以科学文明一向是一个国家生活安定、丰衣足食、国运昌盛、太平盛世的标志。中国科学家过去受到过太多的干扰。好不容易拨乱反正，政治的干扰、精神的枷锁解除了，但现在一部分科学家又处于“经济”的困扰之中。按理说我们这样一个已经步入小康，在地球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科研经费不该如此拮据。眼下我们国家，希望与困难并存，贫穷与奢侈同在。如果处置不当，使得研究经费不足、科研工作萎缩，有志之士无条件安心进取，科学家为下岗担忧，这必然削弱我们国家的科学后劲。一个潜在的、勇于进取的诺贝尔奖得主国不该出现这种风貌。

科学技术投入的多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然而，如何使用这种投入也许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每当这种投入不足时，有“重术轻学”思想的人往往采取削学保术的做法，确保那些“比较少的未知、比较多的把握”，技术性强的项目，有些干脆就是投资巨大的“门面工程”，实际除了树立形象外并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这些用钱大户得诺贝尔奖的几率肯定近于零。确保一项“门面工程”也许要挤掉成百上千个各具特色的中、小型项目。这些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少的自由选题也许倒含有真正的科学苗子。砍掉了它们无疑自己扼杀了自己的希望与未来，也使自身与诺贝尔奖绝缘。

希望只存在于含有未知的沃土之中。即使在纯基础科学当中也存在着一个术与学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模仿与创新的问题。具有“重术轻学”倾向的人往往喜欢做那种把握十足的工作，甚至可以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定指标、按计划、稳产高产地生产科学论文。单纯以论文数量为评定标准往往容易助长这种基础研究中的“重术轻学”作风。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工作总是要直面未知的。有时问鼎诺贝尔奖的也许就是那么一篇论文定乾坤。

2．对待基础科学研究的“凿壁借光”思想。

长期以来，在科研指导思想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公开的，国外的研究成果都以论文或专著形式发表，我们拿来借用就是了。实际上，这种凿壁借光想法并不现实。

就拿直接促成原子弹的核裂变研究来说，在1939年初的一次理论物理会议上，当费米刚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有关裂变过程的公式时，《华盛顿日报》的一位记者就被要求退场。玻尔和惠勒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那篇核裂变研究论文，是在保密条例下达前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论文。这说明基础研究一旦出现对军事用途与经济竞争有潜在影响的苗头时，人家就会立刻将你想“借光”的壁洞结结实实地塞起来。前人走通了的老路常常对后人封闭！一个准备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大国必须拥有自己雄厚的基础研究。

3．压缩“学”的生存空间必然制约“术”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是技术进步的源。每一次科学上的重大进展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谁不掌握“学”的当代前沿，谁就必然失去“术”的未来。

科学对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李政道教授指出：“麦克斯韦在1864年建立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动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世界科学》，1993年第2期）技术脱离了基础科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乏科学底气的技术是走不远的！

科学进步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李政道教授断言：“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化。”（引文同上）基础科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往往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智力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标尺。只有科学文明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的国家才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四、应该平心静气地、健康地开展有关诺贝尔奖问题的专题讨论

杨振宁教授将尖端科学与基础科学的关系比喻为：在沙堆顶上撒沙子，整个沙堆都同时增长。我们今天着眼于诺贝尔奖这个科学制高点的讨论，实际上是同时涉及到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关系到每一位学者的切身问题，凡是关心国家科学发展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一讨论。

在过去极左的年代，中国学者正常的学术活动常遭受意识形态的欺侮，这对我国科学发展和学术讨论危害极大。试想连赞成摩尔根遗传学、鲍林共振论以及宇宙大爆炸学说都要挨闷棍，突破旧有观念大胆提出这些学说又该遭到何等下场呢？然而舍此突破还会有诺贝尔奖吗？现在已有条件让学者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即使残留点不谐和音也不会影响讨论的主流。中国的学者应当有责任，并且也有资格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发表自己的见解。

科学是智者的高尚事业，但愿在这份“赛先生”的报纸（原文发表在《科学时报》）上能听到更多的智者净言。

此篇全文收入《新华史摘》1996年第12期，本次选编有删节。

发布时间：2012/6/27 上午8:12:26  阅读次数：6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