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爱因斯坦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这样，第一条出路就是宗教，它通过传统的教育机关灌输给每一位儿童。因此，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但是，这种信仰在我12岁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是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时，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而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我在这里所说的，仅仅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正像一张不多几笔的画，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反映出一个细节混乱的复杂对象一样。如果一个人爱好很有条理的思想，那么他的本性的这一方面很可能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而显得更为突出，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他的精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在回顾中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的实际经验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外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意识的瞬息内容是狭隘的，这就引起了每一个人生活的一种原子化。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其发展的转折点在于，自己的主要兴趣逐渐远远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方面，而转向力求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像上面这样简要地说出来的纲要式的评述里，已包含着尽可能多的真理了。

……

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的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指南针）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罗盘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们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会感到惊奇。

在12岁时，我经历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惊奇：这是在一个学年开始时，当我得到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小书时所经历的。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至于不用证明就得承认公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不安。如果我能依据一些其有效性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命题来加以证明，那么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比如，我记得在这本神圣的几何学小书到我手中以前，有位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Jakob Einstein）。而指导他自学“神圣的几何学小书”的则是麦克斯·塔尔梅（Max Talmey），当时是慕尼黑大学的医科学生。】曾经把毕达哥拉斯定理告诉了我。经过艰巨的努力以后，我根据三角形的相似性成功地“证明了”这条定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直角三角形各个边的关系“显然”完全决定于它的一个锐角。在我看来，只有在类似方式中不是表现得很“显然”的东西，才需要证明。而且，几何学研究的对象，同那些“能被看到和摸到的”感官知觉的对象似乎是同一类型的东西。这种原始观念的根源，自然是由于不知不觉地存在着几何概念同直接经验对象（刚性杆、截段等）的关系，这种原始观念大概也就是康德（I．Kant）提出那个著名的关于“先验综合判断”可能性问题的根据。

如果好像用纯粹思维就可能得到关于经验对象的可靠知识，那么这种“惊奇”就是以错误为依据的。但是，对于第一次经验到它的人来说，在纯粹思维中竟能达到如此可靠而又纯粹的程度，就像希腊人在几何学中第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足够令人惊讶的了。

……

在12至16岁的时候，我熟悉了基础数学，包括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书，它们在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是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总的说来，这个学习确实是令人神往的：它给我的印象之深并不亚于初等几何，好几次达到了顶点——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无穷级数、微分和积分概念。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伯恩斯坦（A．Bernstein）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是一部有五六卷的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的著作。当我17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

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兹（A．Hurwitz）、闵可夫斯基（H．Minkowski）。照理说，我应该在数学方面得到深造；可是，我大部分时间花在物理实验室里，迷恋于同经验直接接触。其余时间，则主要用于在家里阅读基尔霍夫（G．R．Kirchhoff）、亥姆霍兹（H.L.F.von Helmholtz）、赫兹（H．R．Hertz）等人的著作【这包括奥古斯特•弗普耳（August Foppl，1854～1924）的著作《空间结构》（Das Fachwerk in Raumc．1892）和《麦克斯韦的电学理论》（Maxwells Theoric der Elektriztät，1894）这两本著作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有重大启发作用。】。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过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在于下述奇特的经验。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花去我们所能有的短暂的一生。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像布里丹的驴子【布里丹（John Buridan，1300？～1360），14世纪法国唯名论哲学家，是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的信徒，倾向于决定论，认为意志是环境决定的。反对他的人提出这样一个例证来反驳他：假定有一只驴子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远的干草之间，如果它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它就不能决定究竟该先哪堆干草，结果它就会饿死在这堆干草之间。后人就把这个论证叫做“布里丹的驴子”。】一样，它不能决定究竟该吃哪一捆干草。这显然是由于我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能力不够强，以致不能把真正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余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此外，我对自然知识的兴趣，无疑地也比较强；而且作为一名学生，我还不清楚，在物理学中，通向更深入的基本知识的道路是同最精密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只是在几年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我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诚然，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都能吞噬短暂的一生，而且还没有满足对更深邃的知识的渴望。在这里，已有的而且尚未充分地被联系起来的实验数据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可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但得说句公道活，我们在瑞士所受到的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少得多。这里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以外，人们差不多可以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能像我这样，有个朋友经常去听课，并且认真地整理讲课内容，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情况给予人们以选择从事什么研究的自由，直到考试前几个月为止。我大大地享受了这种自由，并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乐意忍受的微不足道的弊病。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

33岁（1912）时的爱因斯坦（1905年已完成“狭义相对论，正朝广义相对论的伟大目标迈进”）

现在来谈当时物理学的情况。当时物理学在各个细节上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原则问题上居统治地位的是教条式的顽固：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上帝创造了牛顿（I.Newton）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发展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偏微分方程的应用，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引起所有有敏锐理解力的人的赞叹。牛顿也许是第一个在他的声传播理论中揭示偏微分方程功效的人；欧勒（L．Euler）已经创立了流体动力学的基础。但是，作为整个物理学基础的质点力学的更加精确的发展，则是19世纪的成就。然而，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力学的专门结构或者它所解决的复杂问题，而是力学在那些表面上同力学无关的领域中的成就：光的力学理论，它把光设想为准刚性的弹性以太的波动，但是首先是气体分子动力理论：单原子气体比热同原子量无关，气体状态方程的导出及其同比热的关系，气体离解的分子运动论，特别是气体的粘滞性、热传导和扩散之间的定量关系，而且气体扩散还提供了原子的绝对大小。这些结果同时支持了力学作为物理学和原子假说的基础，而后者在化学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它的地位。但是，在化学中起作用的仅仅是原子的质量之比，而不是它们的绝对大小。因此，原子论与其看作是关于物质的实在结构的一种认识，不如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此外，古典力学的统计理论能够导出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这在本质上已经由玻耳兹曼（L.Boltzmann）完成了。

我们不必惊奇，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J．C．Maxwell）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赫兹，在他们自觉的思考中，也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而我们在回顾中可以公道地把他们看成是动摇了以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一信念的人。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他的《力学史》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还是一个名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我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在我年轻的时候，马赫的认识论观点对我也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今天在我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没有正确阐明思想中（特别是科学思想中）本质上是构造的和思辨的性质；因此，正是在理论的构造的、思辨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那些地方，他却指责了理论，比如在原予运动论中就是这样。

……

爱因斯坦的这篇《自述》（Autobiographisches）写于1946年，发表在希耳普（P．A．Schilpp）编的为庆祝爱因斯坦70岁生日的论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Philosophere-Scientist）。这次发表有删节。

发布时间：2012/5/10 上午8:24:24  阅读次数：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