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大爆炸》与哲学

作者 薛巍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4期

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流行文化与哲学系列”去年推出了《生活大爆炸与哲学》分册，在书中，哲学教授们借助亚里士多德、康德、维特根斯坦等大哲学家们的思想分析剧中涉及的道德、科学、语言等问题。

物理学和神经生物学谁更基础？

美剧《生活大爆炸》的主角是三位物理学博士、一位工程学硕士，以及他们的女伴们。其中搞理论物理的谢尔顿最为自负，认为自己的专业最高级，瞧不上他三个朋友的专业，瞧不上文科，瞧不上地理学，甚至瞧不上实验物理。莱纳德的母亲跟谢尔顿一样，认为各种学科有高下之分，她是研究大脑的，说她跟她研究文化人类学的丈夫曾经就同一个主题写论文，她写的是唯一值得一读的。他们认为，根本不该资助人文学科的研究。

面对谢尔顿的高傲，文科生可能无言以对，但是在他们科学家内部，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有社会学和人类学，再深入的有心理学。但莱纳德的母亲说，对于认知系统的研究，神经生物学比心理学更加基础。神经生物学能够解释心理学能解释的一切现象，反之则不然。所以神经生物学更加普遍，它的研究范围比心理学更加广泛。对于人的研究，还有比神经生物学更基础的学科吗？比如生物学？但谢尔顿会说，就像物理学比化学更加基础，物理学也比神经生物学和生物学更基础。因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物理学是最基础的科学，它能够解释一切。在第四季第三集《扎奇替代》中，艾米说：“物理学并非最基本的。我和我的同事正在描绘推动全球信息处理过程的神经基质，它是所有的认知推理都需要的，包括科学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在认知序列上更加优先，所以它比你的研究更高级。”谢尔顿说：“对不起，但是大统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切，因此也能解释神经生物学。”艾米说：“每次，但如果我成功了，我就能描绘和复制你得出统一场理论的思考过程，因此你的结论属于我的范式。”

谢尔顿正确地指出，神经生物学家研究的一切系统也都是基础物理的研究对象。如果大统一理论解释不了人脑，那它就既不大也不统一了。但艾米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她成功地辨明了大脑深层所有的模式，那么有了关于大脑某个特定时刻的状态的足够信息之后，她就应该能够预测这个系统接下来会做什么。但这就证明神经科学比基础物理更加基础吗？并非如此。如果艾米能够模拟谢尔顿的思维，那她就能制造一个可以研究物理学的系统。但仍有许多东西在艾米的研究范围之外。如谢尔顿所说：“物理学涵盖了整个宇宙，从量子粒子到超新星，从旋转的电子到旋转的星系。”神经科学就无权这样说。只有物理学家有这么广泛的研究范围，所以基础物理才称得上基础。

但这并等于说谢尔顿有理由傲慢，因为基础物理远非唯一值得从事的研究。虽然基础物理的模式一定能够适用于大脑，但识别只在大脑中有效的模式也是有用的。这些模式只在有限的系统内有效是好事，而不是问题：如果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预测包含大脑系统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忽略不包含大脑系统的外在信息，这样会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简单。如果我们每天都会跟包含大脑的系统打交道，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研究它们，同时忽略关于旋转的电子与星系如何行动的信息。

谢尔顿与语言游戏

智商高达187的谢尔顿为什么总是看不出别人的话是反讽？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使用就像玩游戏。使用语言的人不仅要掌握词汇和语法，还要掌握语言使用的潜规则，包括词语在语言背景中的使用。维特根斯坦在他1918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中试图只以逻辑为基础制作出一个理想的、严格的语言。他说，句子是事态的逻辑图景，每个句子都有唯一准确的含义，对应于它反映的事态。这意味着每个句子是相互独立的。但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语言及其使用需要的不只是逻辑，句子不能独立地被理解，相反，句子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句子的含义总是会出现含糊或自相矛盾，因为词语的意义依赖于上下文，而不只是它所指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语是什么，就像一个棋子是什么。”要弄懂一个棋子代表什么，需要明白下棋的规则。理解一个词的含义也需要明白语言的规则。要想充分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就要考虑语言使用的社会背景。由于社会特征不能用逻辑或符号来表达，维特根斯坦意识到，他的语言图景理论是错误的，语言并非世界及其逻辑结构的反映。因此他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意义的使用理论，语言的实际使用决定了其含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立场发生了转变，而谢尔顿还一直停留在以逻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语言观中，谢尔顿很像《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仍在努力寻找语言的逻辑结构。但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描绘的世界，日常语言的世界。人不能给词语指派意义，只能学习词语的意义，因为词语的意义在于其用法。谢尔顿由于他对语言的理解以逻辑为中心，过于狭窄，所以他总是搞不清楚别人的真实意思。比如，在进电梯时，华仔提醒谢尔顿要“小心”，他却回答说：“如果我不小心，你告诉我要小心并不会使我变得小心。”霍华德那样说只是表达他对谢尔顿的关心，谢尔顿则认为他说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在第三季第三集《哥特维茨偏差》中，潘妮对莱纳德说：“你知道吗？我放弃了，他没法弄（Impossible）。”谢尔顿说：“我不会是没法弄，我存在着呢。”谢尔顿没听懂潘妮的意思。

谢尔顿总是按字面意思理解别人的话，在《大猩猩实验》一集中，莱纳德说：“人越多越高兴。”谢尔顿说：“不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等式，多不等于快乐。如果现在这个公寓里有2000个人，我们还会在庆祝吗？不会，我们会窒息。”在刚开始的一集《大麸皮假说》中，谢尔顿夜里偷偷潜入潘妮的房间，自作主张地帮她整理物品。谢尔顿还说，潘妮打鼾，可能需要去看一下医生。愤怒的潘妮问他：“什么样的医生能把鞋子从屁股上取下来？”其他人可能会听出，潘妮这是威胁要打他，在这种背景下，潘妮显然是在表达她的愤怒和失望，她不是在问手术的步骤。谢尔顿却回答说：“那取决于深度，直肠科医师或外科医师。”谢尔顿没听懂潘妮的意图，所以他的回答非常孩子气。

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称作游戏。这种游戏可以是“发布命令、服从命令、描述物品的外表；报告一个事件，编一个故事，读一篇故事，角色扮演；提问、感谢、咒骂、问候、祈祷”。“游戏”一词并不是说语言的使用不重要、很可笑，而是用它来说明语言的多重性，各种游戏之间没有什么共性，它们之间只是家族相似，像一家人之间那样，在外形或性情方面有重合。

这些区别可能显得模糊，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样就够了：“模糊的照片是不是一个人的照片？用清楚的照片取代模糊的照片总是好事吗？通常我们需要的不就是模糊的照片吗？”语言的意义不确定使得语言更有生命力、更多样，用途更广泛。过于精确反而得不偿失，会抓不到重点。比如在第一季第四集《发光鱼效应》中，潘妮说：“我经常说，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就会打开。”谢尔顿说：“不会。除非这两扇门是连在一起的，或者用了移动探测器，或者第一扇门关闭时产生的气压变化作用于第二扇门上。”谢尔顿努力在开门问题上找出因果联系，像搞理论研究一样理解日常语言。有几集中，谢尔顿也表现出了一点对语言社会背景的认识，随着他慢慢地认识到社会习俗，以及正确地运用语言。

有时候日常语言确实不够用，需要创造一种人工语言。在第三季第四集《海盗解决方案》中，谢尔顿承认拉杰是对的，但不承认自己是错的。拉杰说，我对了，你是错的不就是唯一的逻辑推论吗？这是形式逻辑的排中律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陈述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但除了只容许对与错的形式逻辑之外，还有容许中间状态的多值逻辑，1等于对，0等于错，其他可能的真值介于0和1之间，比如如果A的真值是0.8，非A的真值便是0.2，如果B的真实程度是0.4，非B的真实程度便是0.6。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拉杰对，谢尔顿也不错，拉杰并非全对，谢尔顿也不是全错，有点正确。

发布时间：2013/3/27 上午7:25:26  阅读次数：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