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

斯诺

30年前，两种文化之间早停止了对话，但至少在鸿沟两侧还能勉强保持一副冷淡的笑脸。而今礼貌不讲了，相互只作鬼脸。

在我们的社会里，已失去了普通文化的伪装。那些受过我们所知的最强化教育的人已不再能就他们主要关心的知识问题互相交流。这对于我们的创造性、知识，和最重要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它会使我们走向对过去的错误解释，对现在的错误判断，和对未来的不抱希望，也使我们很难或不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关于文化交流的缺乏，我以两组人的形式给出了最有针对性的例子，他们代表我早先提出的“两种文化”。其中之一包括科学家，其重要性、成就和影响无需强调。另外一组包括文学知识分子。我不是说文学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决策者，而是意指文学知识分子代表、表达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预见了非科学文化的情绪。他们并不作决定，但是他们的话渗入到那些做决定的人的思想中。在这两组人（即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之间，很少有交流，非但没有好感甚至还有某种敌意。

上述表述本打算作为对我们社交活动现状的一种描述，或者说一种粗略的一级近似。这种状态是我极不喜欢的，我想我已说得相当清楚。不过让人不解的是，有些评注人认为我赞成这种状态。这一点我只好承认我失败了，并只能退而默念席勒的诗句（《上帝饶恕与愚蠢作斗争的人》），以求帮助。

在我们当今的条件下，或者任何我们可以预见的年代，文艺复兴式的人不可能再有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事。我们首先能做的是教育，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教育，也包括大学教育。没有理由让下一代普遍无知，或者像我们一样缺乏理解力和同情心。

从一开始“两种文化”这一短语就引起一些抗议。其中“文化”或“各种文化”这个词遭到反对，数字“两”受到理由更为充分的反对。“文化”一词有两层意思。首先，“文化”具有词典定义的“智力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很多年来，这一定义还附带有其他意思，常常是深奥和模糊的。什么是文化？谁是有文化的？每当问及这些问题，很少有人会避开而不去寻找这一词的精确使用，异常巧合的是，这些问题锋芒直指我们自己。

虽然这是人类弱点的一个可爱的例子，但它并无大碍。要紧的是，从科尔里奇以来任何文化的精确定义，至少同样适用于科学家在他的职业进程中所取得的发展，类似“传统”思维或其某一分支的发展。科尔里奇所说的“教养”——我们就叫做“文化”——被定义为“那些代表人性特点的素质和才能的和谐发展”。然而，这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不管我们的文化是文学的或科学的，它只能配得上亚文化的头衔。“素质和才能刻画了我们人类的特征”。对自然界的好奇和对思维符号系统的使用是所有人类素质中两个最宝贵和最有人性的。思维发展使传统方法受到扼制。刚样，科学教育使我们的文字才能枯萎——符号语言得以辉煌地应用，而词汇语言则相反。在这两方面我们都低估了人类天赋的扩展。

但是，如果我们确要使用“文化”一词的精确含义，正是因为缺乏想像力，或许就是无知，从而使科学家无法如愿。没有理由原谅这种无知。文学的整体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已经建立了起来，它用我们时代的一些最优美的文体写成，表现了科学追求中的内在的知识、美学和道德的价值（对照怀特海德的《科学和现代世界》、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道歉》和布洛诺夫斯基的《科学和人类的价值》）。过去10年美国和英国作品中到处都散落着有价值的见解，例如李约瑟、图尔敏、普莱斯、皮埃尔、纽曼。

在对这一题目的所有贡献中最生动的是布洛诺夫斯基的尚未发表的第三纲领的特写文章。他为了顾全双方，故意避免使用“文化”一词，而是选了“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来作为标题。就我而言，相信“文化”一词仍然是合适的，有头脑的人都会领会它的正确含义。但是，尽管坚持使用这一词，我想重复我的主要意图，虽然有些重叠：无论是智力发展的科学体系还是传统体系都不适合于我们的潜力、我们所面对的工作和我们生存的世界。

 “文化”一词还有第二个技术方面的意思，被人类学家用来指称生活在同样环境中，由相同的习惯、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人。由此人们谈论尼安德特文化、拉泰尼文化和特罗布里安岛文化。这一十分有用的词已被用在我们社会中的各组群体中。对我来说，这是选择此词的另一个有力的动因。

人们并不能经常找到这样一个词，它具有人们明确意指的两层意义。对于科学家一方和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来说，事实上都作为文化而确实存在于人类学的范畴之中。正像我以前所说的，他们有相同的态度、相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相同的方法和信仰。这并不是说处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人就失去了他的个性和自由意志。这确实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了解文化，我们将赶不上此时、此地受过教育的儿童。让我举两个通俗和没有争议的例子。绝大多数的科学文化（就是人类学家眼中的科学家）会不假思索地想当然认为研究是一所大学的主要功能。这一态度是自动产生的，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会是文学文化中同样比例的人的态度。同样，绝大多数的文学文化当然地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审查他们出版的文字。这种态度并不是经过个人思考后采取的，这又是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正是这一毋庸置疑的部分使文学知识分子已随心所欲到了30年前无法想像的程度。

至于数量词“两种”，我不太肯定这是最好的选择。从一开始我就引入了一些合理的怀疑。

我应提及辩论中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快乐地走人虚无；另一种，我自己竟然曾经持有，可能有误导作用。第一种说，“不，没有两种文化，有101种，或2002种，或你愿意的任何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同时也毫无意义。文字永远比产生模式的残酷现实要简单。如果不是这样，讨论和集体行动都将不可能。当然，比如说，在科学文化中还可以再一步地细分。理论物理学家倾向于彼此之间交谈，就像众多的考波特们只和上帝交谈一样。不管在科学政治还是公开政治中，有机化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而生化学家则正好相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哈代过去常说，人们可以在皇家学会的会议桌上看到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表现。但即使像哈代这样对称号和机构都不以为然的人，也不会以此为由说皇家学会什么都代表不了的话。事实上，它的存在是科学文化的最高体现或标志。这种“2002种文化”学派的过度复杂化的尝试，一旦有任何人提出新的、哪怕是很遥远的行动建议时，就会冒出来。它包含一种作为所有保守势力拿手好戏的技巧，也就是巧妙地维持现状，这种技巧被称作“复杂的防守技术”。

辩论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纯科学和技术（它正变成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这是一条我自己曾试图划的线，尽管我仍可看到这样做的原因，现在我已不会那么做了。我看到的工作中的技术专家越多，就越觉得那种区分站不住脚。如果你真的看到某人在设计一架飞机，你会发现他经历着和科学家同样的经验，美学的、知识的和道德的，好像他正在安排一项粒子物理方面的实验。

科学过程有两个动机：一是为了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适应自然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在任何一位科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科学的不同领域从这两个动机之一获得原创动力。宇宙起源学是第一种动机的颇为纯粹的例子。医学则是第二种的典型代表。不过在所有科学领域中，不管工作是怎么开始的，一个动机将隐含在另一个之中。从传统技术的医学，人们的研究又回到“纯”科学问题，例如血红蛋白分子的结构问题。从看起来是所有学科中最不切实际的宇宙起源学中，人们得以了解关于核裂变的知识，不管其将来用于邪恶目的和潜在的正义的目的，无人能称其为不切实际的活动。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辩证法是科学史中的最深刻问题之一。目前还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有时引发一波发明的现实需要十分明显。准都知道为什么英国、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在彼此互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在1935年到1945年问在电子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十分强有力的技术武器将很快用在从天文到控制论的纯科学研究上。但到底是什么外部刺激或社会关系使鲍耶、高斯和罗巴切夫斯基在开始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几乎同时研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而这显然是所有概念想像的领域中最抽象的领域之一。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有一质的差别，那几乎使寻找答案成为不可能。

所以“两种文化”的说法看起来仍适合我所想达到的目的。现在我想我应该更着重地强调我是作为一名英国人来讲话的，经验主要取自于英国社会。我的确说过这些，并且也说过这种文化分裂看起来在英国表现最甚。我现在认识到我对这一点强调得还不够。

例如在美国，文化分裂不像我们这么严重。有少部分文学文化受英国类似文化的影响，极端地反对交流和拒绝交流。但就整个文学文化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更谈不上全部知识社会都是如此。正是因为分裂得并不深，正是因为情况并不被接受为生活的现实，因此他们正采取更积极的步骤来改进这种状况。这是有关社会改变法律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改变并不是发生在事情最坏的时候。而是在它们好转时。因此在耶鲁、普林斯顿、密歇根和加州大学，世界级的科学家给非专业班讲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理科学生接受最严肃的人文教育。在过去的几年里，访问者会禁不住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弹性和创新感到震惊，如果他恰好是一个英国人的话，他将悲叹地感到这一点。

我也认为作为一名英国人来写作使我对某些事情变得麻木，这些事情可能会在几年内驱使辩论向另一个方面发展，或许这些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我越来越被大部分的知识观点所打动。它们在这种辩论中自我形成，没有组织，没有任何形式的领导和有意识的指挥。这就是我早先所提到的新特点。这些重要的观点看起来是来自不同领域里的知识人士——来自社会历史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政府学（美国学术意义上的）、心理学、医学和像建筑学这样的社会艺术学。它如同一个大杂烩的袋子，但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关心人类是怎样在生活或曾经怎样生活过，并且不是关心传奇，而是事实。我并不是暗示他们之间总是意见一致，但是在他们对核心问题的研究方式上，比如说科学革命对人的影响，同时这也是整个事件的焦点，他们至少表现出一种家庭式的相似性。

现在看来，我当初应能预见到这一点。对未能做到这一点我并没有多少借口。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和社会历史学家保持密切的知识联系。他们对我有很大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是我很多论述的基础。不过我没有很快地观察到有什么正在变成符合我们公式的所谓“第三种文化”。如果我不是我的英国成长背景的俘虏，不是被培养成对任何现有知识学科以外的东西都表示怀疑的习惯，不是毫不保留地只与“硬”题目打交道的话，那么我可能会更快地观察到新的文化发展。对这一点我感到抱歉。

说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来的时候，一些交流的困难将最终被软化，因为这一文化为了能发挥作用必须要说科学术语。然后，如我所说，这场争论的焦点将转向对我们所有人更有利的方向。

有迹象表明这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历史学家既同科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表现。像“有机共同体”、前工业社会的性质和科学革命这样的概念，在过去10年的知识启发下，正在被人们使用。这些新的研究对我们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再提一下我作出判断失误的另一段话。在我叙述两种文化之间缺乏交流时，我并没夸大，而且可能还低估了这一情况。不过，我已后悔用“你们有谁能够叙述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来作为我考验科学常识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好问题。很多物理学家同意这大概是最切中核心的问题。这一定律是最有深度和普遍性的定律之一。它有自己含蓄的美，像所有主要的科学定律一样，令人起敬。当然对只是从百科全书知道它的非科学家来说，它没有任何价值。要理解它，如果没有一些物理学知识的话这是做不到的。这种理解应该成为20世纪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切威尔勋爵在上议院所说的那样。不过，我现在希望我选的是另一个例子。我忘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和好笑的名称，就像是一个剧作家没有考虑观众的理解力一样。说实话，我忘了这种不熟悉是名么地可笑。

我引起了笑声，但再次像不称职的剧作家一样，是在错误的地方引起人们的笑声。我将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此事，并且我应该提出一个应为共同文化所要求的科学分支，当然任何在校学生都知道它。这一科学分支目前的名称叫做分子生物学。它好笑吗？我想它可能已被完全地通俗化了。通过一连串的幸运机会，这一学科理想地符合教育的新模式，相当恰如其分。从晶体结构分析开始，它本身就是一个优美和易懂的课题。然后这些方法应用到分子上，而它们实际是我们自身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蛋白质分子和核酸分子。这些巨大的分子呈现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在生命的本质上似乎喜好洛可可式的，它包括克里克和沃森对DNA结构的天才般的发现，并教给我们关于基因遗传的基本内容。

不像热力学，分子生物学这一学科并不涉及严肃的概念困难。事实上，说到概念，它不太深奥，不需要太多的数学知识，因而首先打动我们。很少有什么硬科学能不需要太多的数学训练就可让人理解的。人们最需要的是视觉和三维想像，它是一个画家和雕塑家可能会立即认同的学科。

分子生物学极其简洁地例证了科学文化的整体、它的分支以及科学文化共同体的一些特点。“2002种文化”学说的倡导者将高兴地听到世界上只有少数人——500？——能理解比如说佩鲁兹和肯德鲁最终解开的血红蛋白结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不过佩鲁兹断断续续研究血红蛋白达25年。但是任何有耐心去学习的科学家都能在这些过程中理解它，并且任何科学家都知道这一点。绝大多数科学家能获得足够的知识来理解结果的意义。所有科学家毫无例外地接受结果。它是科学文化正在起作用的最好证明。

我说过，在这一科学分支中的思想不像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深奥或具有如此广泛的物理学重要性。第二定律是涵盖宇宙的普遍原理，而这一新学科只与宇宙的微观部分打交道，并且它们可能只存在于地球上。但是由于这些微观部分恰好与生命相关联，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要写出这种重要意义非常难。我想比较好的是采取排除自我的方法，让后而几十年的研究者把它弄明白。这样的一种说法也许不会有太大争议。这一科学分支比自达尔文以来任何科学进步可能都更加深刻地影响人们思考自身的方式，并且可能比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还要大。

这看来是下一代应学习它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教会承认存在不可战胜的无知，但这里无知不是或不必是小可战胜的。这一研究可以纳入我们任何的教育体系，高中或者大学，而无需人为因素和干扰。我敢说像往常一样，这是一个已经在世界上流行的想法，并且就在我写这一段时，一些美国学院已首先开设了这门课程。

重大的科学突破，尤其是那些像分子生物学这样与人体紧密相连的重大突破，或者甚至是今后可能在高级神经系统上的突破，将必然同时激起我们的希望和无奈。那就是，自从人类开始自我反思以来，他们就已经对这些看起来是前世注定的人类本性的各i个组成部分进行猜测，有时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猜测的一部分将被实在的知识来验证。没有人能预见这样的一个知识革命将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结果之一将是让我们对我们的同类承担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责任。

本文作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系分子物理学家、作家、英国政府科学顾问。1959年在剑桥大学里德讲座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说，引起全世界热烈反响。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种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间很难沟通，存在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甚至达到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相互间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这种分裂和对峙的局面，对人类社会是一种悲哀。斯诺从自身体验出发，尖锐地抨击“两种文化”的倾向。本文是1963年斯诺作的《再看两种文化》演讲的节录，摘自上海科技出版社《两种文化》一书，译者为秦小虎。本次选编略有删节。

发布时间：2009/5/31 17:28:16  阅读次数：7211